（原标题：从“单点突破”到“系统协同”粤港澳大湾区如何以政策创新激活国家治理现代化？）12月19日，第三届“人民·大公”湾区智汇政策圆桌会在深圳举行。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与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主办，聚焦“大湾区科技政策协同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以推动科技创新从局部突破转向系统协同。来自粤港澳三地政府、高校、智库及企业代表围绕府际治理、政企关系、政社协同三大维度展开深度对话。会议发布《大湾区科技创新政策协同性评估：体系、问题与对策》研究报告，提出构建权威协同治理体系、完善要素流动机制等四大优化路径。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张东刚表示，“十五五”规划建议指出，要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巩固提升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明确提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本次会议聚焦“科技政策协同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以思想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政策创新、实践创新服务国家战略，推动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破除行政壁垒，构建制度基石在“科技创新政策的府际治理协同”圆桌会议上，与会砖家指出，粤港澳三地虽具备独特制度优势，但行政区块分隔、协同机制不健全、地方利益竞争等问题仍制约整体创新效能。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港澳研究中心主任黄平表示，三地政府应在政策协同与机制对接上加速突破，发挥各自所长、实现优势互补，追求“1+1+1>3”的系统效能。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胡伟星提出，大湾区府际协同主要面临行政区块分隔、协同治理机制不够发达、利益竞争等困境，要突出顶层设计和顶层架构在科技政策协调机制中的指导作用，增强政策的协同性，创造科技创新的良好生态。“优化人才政策，必须从竞争到协同、从补贴到生态、从碎片到整合。”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创新创业与公共政策学域教授吴逊表示，人才政策要真正可持续发展，最终是要构建健康的创新生态。广东省科技厅政策法规与创新体系建设处处长张燕介绍，广东已在机制、平台、项目、人才等方面推进粤港澳科技创新规则衔接，并取得初步成果。江苏省社科院杜宇玮则以江苏跨区域科创协作为例，提出通过制度、产业、平台“三个对接”实现湾区与长三角的联动发展。从管理服务走向战略共生在“科技创新政策的政企关系协同”议题下，企业代表与政策研究者共同探讨如何精准对接创新需求，推动政企关系从传统“服务与管理”向“战略共生”演进。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战略资源官段宇提出，应强化覆盖“产学研用金”全链条的政策体系，以引领湾区科技产业转型升级。富途控股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李唐坦从金融科技创新角度出发，分享了金融机构与政府协同创新、推动企业发展的实践。期待政府在治理体系和创新模式上进一步实现突破，协同构建更开放、更高效且风险可控的金融创新生态。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刘雪菲指出，政企协同需在方向、维度和生态构建三个层面同步推进，唯有双向赋能、优势互补，才能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激活多元力量，涵养创新生态第三场圆桌聚焦“科技创新政策的政社关系协同”，强调社会组织、科研机构与公众参与在创新治理中的作用。澳门科学技术协进会理事长邵汉彬以澳门科技研发产业园为例，提出从战略定位、成果转化、资源配置、开放合作到创新文化五个方面构建新型政社关系。香港城市大学公共及国际事务学系教授王小虎表示，要通过科技赋能与路径优化，包括将智慧科技系统融入康养政策与服务设计等，政府引导与社会力量协同推动粤港澳大湾区跨境康养服务高质量发展。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智库副总监王曦煜指出，香港科创政策正着力构建“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结合的现代创新治理体系，并针对创投生态瓶颈提出对策。深圳市科协原专职副主席张克科则强调，当前各方尚未完全适应跨境挑战，需通过“四跨”融合——跨境、跨界、跨领域、跨平台，以“求异存同”方式构建开放型协同创新共同体。会议期间，张东刚强调，要锚定服务大局的政治定位，强化创新驱动核心导向，畅通多元协同渠道，以科技政策协同激活湾区创新活力。他提出，人大愿与大公文汇传媒集团高标准建设“人民·大公”圆桌会，使其成为凝聚战略共识、赋能事业发展的重要载体。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董事长李大宏表示，大湾区肩负探索“一国两制”下区域协同治理新路径的使命，需以三地政府“跨域协同”破题、政企“双向协同”赋能、政社“互补协同”聚力，打造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样板间”。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朱信凯指出，大湾区是探索区域治理现代化的“试验田”与“先行区”，应将制度差异转化为协同创新优势，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理论思考与实践方案。会上，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党委副书记、中国人民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深圳）中国公共政策与国家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刘鹏发布研究报告《大湾区科技创新政策协同性评估：体系、问题与对策》。报告基于政策制定-执行-产出的IPO分析框架对大湾区科技创新政策协同进行了初步评估，并借鉴ICA分析框架，从主体、机制、环境三个角度对大湾区科技创新政策协同的问题与原因进行深入分析，指出粤港澳大湾区要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可以从构建权威协同治理体系、完善要素协同流动机制、优化协同创新生态环境、强化重点平台示范引领四个方面来进一步推动大湾区科技创新政策的高质量协同。

（原标题：STAYREAL×苹果联名贴纸引爆“痛机”潮流）12月21日10点，由五月天阿信联合创立的潮牌STAYREAL与苹果推出「MOJOFAMILY趣贴贴」联名贴纸，线上线下同步开售。

（原标题：贵州百灵财务造假案处罚方案出炉公司领千万罚单、董事长被禁十年、股票将“ST”）贵州百灵（002424.SZ）12月19日晚间连续发布两则公告，公布了这家上市药企长达数年的财务造假案调查结果及处理方案。一则为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相关当事人收到《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的公告。经查，贵州百灵在2019年至2021年及2023年，通过不当核算销售费用，在2019—2021年虚增利润，在2023年虚减利润，导致四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监管拟对公司处以1000万元罚款；对时任董事长姜伟处以500万元罚款，并采取10年证券市场禁入措施；另有多名高管及独立董事被处以50万至350万元不等的罚款。另一则公告显示，因触及财务报告虚假记载的相关规定，贵州百灵股票自2025年12月23日起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股票简称将由“贵州百灵”变更为“ST百灵”。这意味着公司即将面临行政处罚、人员追责与资本市场警示的三重后果。根据贵州证监局下发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贵州百灵涉嫌违法的核心事实在于财务核算未执行企业会计准则，未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计提销售费用，导致利润数据严重失真。2019年，贵州百灵少计销售费用35,012.49万元，多计利润35,012.49万元，该虚增利润占当期报告记载利润总额绝对值的95.73%。2020年，少计销售费用24,080.95万元，多计利润24,080.95万元，占比达到115.35%。2021年，少计销售费用6,379.16万元，多计利润6,379.16万元，占比45.04%。2023年，则出现多计销售费用45,941.10万元，少计利润45,941.10万元的情况，占比93.17%。监管机构认定，贵州百灵的行为涉嫌违反《证券法》第七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所述的违法行为。除对贵州百灵处以1000万元罚款外，对相关责任人员进行追责。时任董事长姜伟被认定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告知书指出，姜伟全面负责公司管理，知悉销售费用核算存在问题却放任财务造假发生，签署并保证涉案年报真实、准确、完整，未勤勉尽责。对姜伟处以500万元罚款，并采取10年证券市场禁入措施。在此期间，姜伟不得在任何机构从事证券业务或担任发行人董监高职务。时任董事、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牛民，同样被认定为主要负责人，处以350万元罚款。时任财务总监李红星，被认定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处以80万元罚款。其他多名高管及独立董事则被认定为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时任董事、副总经理姜勇罚款200万元；时任副总经理封基贤罚款150万元；时任常务副总经理袁远镇罚款70万元；时任董事、副总经理陈培罚款60万元。三名时任独立董事兼审计委员会委员张洪武、杨明、胡坚，均被指出在2024年参加审计委员会会议知悉问题后，未采取有效措施阻止，签署2023年年报未勤勉尽责，各被处以50万元罚款。告知书明确，当事人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最终处罚结果以正式《行政处罚决定书》为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修订）》第9.8.1条规定，因证监会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认定公司年度报告财务指标存在虚假记载，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公告显示，贵州百灵股票于2025年12月22日停牌一天，12月23日复牌并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股票简称变更为“ST百灵”，股票代码不变，日涨跌幅限制由10%调整为5%。公司表示，此次处罚未触及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在关于争取撤销ST的公告中，贵州百灵董事会表示将督促管理层采取措施消除影响。根据规则，撤销其他风险警示需满足两个条件：公司已就行政处罚决定所涉事项对相应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进行追溯重述；自中国证监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已满十二个月。公司承诺将在满足条件后第一时间申请撤销。贵州百灵事件并非简单的财务差错，而是一起持续多年、涉及核心财务数据、贯穿多名高管的系统性信息披露违法案例。销售费用核算的扭曲，直接篡改了利润表的核心指标，且虚增比例在部分年份甚至超过100%，严重误导了投资者对公司真实盈利能力的判断。从董事长、总经理到财务总监，从业务分管副总到本应履行监督职责的独立董事，纷纷被追责，折射出公司内部治理机制的多重失灵。此案再次凸显了审计委员会与独立董事在上市公司治理中的现实困境。三名独立董事虽通过会议知悉问题，但告知书认定其“未采取有效措施阻止”，最终承担了个人责任。这促使市场思考，在复杂的公司实务中，独立董事的“勤勉尽责”边界何在，又应具备何种实质性的履职能力与干预手段，才能不流于形式。从“贵州百灵”到“ST百灵”，一字之差背后是公司信用的折损与投资者信任的消耗。撤销ST需历时至少一年，且以财务追溯重述为前提，这意味着公司过往多年的财务数据将面临全面清理与修正，其过程本身也是对历史信息的再审视。更重要的是，此案发生在注册制改革持续深化、监管“零容忍”态度明确的背景下。大额罚单与市场禁入的并用，显示了监管机构对财务造假、信披违规行为的打击决心。它向所有上市公司发出明确信号：完善内部控制、确保财务信息真实透明，不仅是合规要求，更是企业可持续经营与维护市场信誉的基石。对于投资者而言，在关注企业业绩增长的同时，也必须将公司治理的有效性与信息披露的质量纳入核心评估维度，以规避类似因内部失控而引发的投资风险。监管的罚单已经开出，但贵州百灵真正的“整改大考”才刚刚开始。

（原标题：旧手机回收行业“猫腻”多套路深）恶意压价、泄露个人信息、翻新后再出售、提炼黄金污染环境……旧手机回收行业“猫腻”多，套路深。近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曝光了旧手机回收行业存在的诸多“猫腻”，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据报道，许多正规回收渠道背后隐藏着个人信息泄露、价格欺诈等问题，让消费者在处理旧手机时面临多重风险。央视记者调查发现，一些看似正规的旧手机回收平台实际上存在着严重的价格欺诈行为。他们往往在估价阶段给出较高价格，吸引消费者寄送手机，但在收到手机后却以各种理由大幅压价，甚至拒绝按照原价回收。一位消费者表示：“我明明咨询时估价是800元，结果收到后却说手机有划痕，只愿意给300元。”大连的安先生在购物平台以旧换新时，遭遇了典型的套路式压价。平台最初给出的回收价格为4488元，但收到手机后，却以“手机存在明显磕碰、划痕和掉漆”为由，将价格降至3017元。安先生仔细查看检测报告中的图片，并未发现这些瑕疵。他多次联系客服要求提供清晰照片，最终得到的回复是“按键右侧有两个白点，可能是磨损造成的颜色变浅”。安先生无法接受这一解释，坚持要求退回手机。随后，平台开始逐步提高回收价格，从3400元一路涨到4200元，甚至最后同意以最初的报价4488元回收，但安先生并未同意，最终坚持退回了手机。广东的曹先生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他在以旧换新卖出旧手机时，平台预估价格为3810元，但在收到手机后给出的质检价格仅为2851元，理由同样是手机有明显的磕碰、划痕和掉漆。经过多次沟通无果后，曹先生要求取消订单并退回手机。之后，平台主动提出按照预估价格3810元进行交易，并通过支付宝打款给曹先生。在黑猫投诉平台上，手机回收相关投诉已达1.4万条，其中90%集中在“高价预估低价收购”。法律人士认为，只要消费者寄出的手机与自检描述一致，平台就应按原估价履约。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巍表示，商家让消费者把手机邮寄到平台那去，实际是把消费者的公平交易的权利给矮化了之后，才进行所谓的磋商，这种磋商都是在压榨消费者的利润空间，它实际是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公平交易权。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我国尚未出台专门针对二手商品回收的相关法律法规。鉴于此，消费者在参与此类交易时需格外谨慎，除了关注价格因素外，还应重视个人隐私保护，比如彻底清除旧设备上的个人信息等。据央视报道，即使消费者选择了“清除数据”选项，专业数据恢复软件仍能轻易找回手机中的照片、聊天记录、银行账户信息等敏感内容。网络安全砖家指出，旧手机中的数据一旦被不法分子获取，可能导致严重的隐私泄露甚至财产损失。此外，调查还发现部分回收渠道存在将翻新后的旧手机冒充新品再次销售的情况。这些手机经过简单处理后，往往以较低价格流入市场，但可能存在电池老化、零部件老化等隐患，给购买者带来使用风险，一些回收商甚至会将国外无法使用的手机翻新后在国内销售。此前央视调查还揭示了旧手机回收市场的另一面。废旧手机实际上是一座巨大的“矿山”，一吨手机可以提炼出150克黄金，含金量比最优质的金矿还要高好几倍。然而，目前国内只有不到2%的手机是通过正规渠道回收的，大量旧手机流入小作坊，采用酸洗等落后方式提炼贵金属，可能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面对行业乱象，央视采访了多位业内砖家，他们建议消费者在处理旧手机时应选择正规渠道，并注意彻底清除个人数据。中国消费者协会也提醒广大消费者，在回收旧手机前应充分了解市场行情，不要轻信过高报价，并保留好相关交易凭证，以便在发生纠纷时维权。对于此次曝光，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加强对旧手机回收行业的监管力度，规范市场秩序，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同时，砖家也呼吁建立更加完善的旧手机回收标准和数据安全规范，促进行业健康发展。旧手机回收行业的发展与环保理念密切相关。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淘汰的旧手机数量超过4亿部，但正规回收率不足10%。如何平衡商业利益与环保责任，成为行业亟待解决的问题。业内人士认为，只有建立起透明、规范的回收体系，才能真正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保护环境。据公开资料，目前我国旧手机回收主流平台包括闲鱼、转转、爱回收、回收宝等，消费者根据需求选择C2C个人交易、C2B专业回收或O2O线上线下融合服务。

（原标题：浦发银行再收千万罚单）12月19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公布一批行政处罚信息，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员因理财、代销等业务管理不审慎、员工管理不到位等问题，被处以罚款1560万元。同时，相关责任人高红、何刚等被警告并罚款共计30万元。穆矢、杨再斌等7名人员被处以禁止从事银行业工作5年至15年不等的处罚。来源：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

（原标题：农产品质量安全承诺达标合格证管理办法公布）经济观察网据农业农村部网站，农业农村部公布《农产品质量安全承诺达标合格证管理办法》，将于2026年2月1日起实施。具体如下：第一条 为规范农产品质量安全承诺达标合格证管理，落实农产品生产经营者主体责任，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制定本办法。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农产品质量安全承诺达标合格证（以下简称“承诺达标合格证”），是指农产品生产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和从事农产品收购的单位或者个人，根据质量安全控制、检测结果等依法开具，承诺其销售的农产品未使用禁用农药、兽药及其他化合物且使用的常规农药、兽药残留不超标等的证明。第三条 下列农产品应当实施承诺达标合格证管理：（一）蔬菜（含人工种植的食用菌）；（二）水果；（三）茶鲜叶；（四）畜禽；（五）禽蛋；（六）养殖水产品；（七）农业农村部规定的其他农产品。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做好承诺达标合格证开具、收取、保存等工作的指导服务，加强日常监督检查。第五条 县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健全本行政区域内农产品生产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名录，会同有关部门建立从事农产品收购的单位或者个人名录，并实行动态管理。第六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积极争取同级人民政府支持，将承诺达标合格证管理经费纳入本部门财政预算。第七条 农产品生产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当对生产的农产品质量安全负责，科学合理使用农业投入品，如实做好农产品生产记录，加强生产全过程质量安全控制，保证销售的农产品符合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第八条 农产品生产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当在农产品产地按照生产批次开具承诺达标合格证，并如实做好开具记录，开具记录应当至少保存六个月。根据质量安全控制开具承诺达标合格证的，农产品生产过程应当符合有关质量安全控制措施要求。根据检测结果开具承诺达标合格证的，应当按照生产批次对农产品用药等情况开展有针对性的检测。第九条 鼓励和支持农户销售农产品时参照本办法开具承诺达标合格证。县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可以因地制宜设置区域或者村级农产品质量安全服务点，为农户提供质量安全控制技术指导、农产品快速检测、承诺达标合格证便捷开具等服务。第十条 从事农产品收购的单位或者个人向农产品生产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收购本办法第三条规定的农产品时，应当收取承诺达标合格证，采用拍照、留存原件、留存复印件或者扫码截屏等方式保存至少六个月。农产品生产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不提供承诺达标合格证的，不得收购。农户主动提供承诺达标合格证或者其他质量安全合格证明的，从事农产品收购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按照前款规定收取和保存。大量收购带包装农产品的，从事农产品收购的单位或者个人可以对同一生产批次农产品采取随机抽取方式保存承诺达标合格证，并如实记录收购农产品的数量。第十一条 从事农产品收购的单位或者个人对其收购的农产品进行混装或者分装后销售的，应当根据收购后的质量安全控制、检测结果开具承诺达标合格证并如实做好开具记录，开具记录应当至少保存六个月。第十二条 畜禽屠宰经营者应当按照本办法第十条的规定收取和保存畜禽养殖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从事畜禽收购的单位或者个人以及养殖户提供的承诺达标合格证。第十三条 农产品生产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从事农产品收购的单位或者个人通过网络平台销售农产品的，应当附具承诺达标合格证。鼓励在网络平台销售页面显著位置展示相关农产品的承诺达标合格证。第十四条 承诺达标合格证应当包括承诺事项、承诺依据和产品名称、产品数量、产地、开具时间、承诺主体、联系方式等内容，具体样式由农业农村部制定。前款规定的内容在农产品包装标识上已标注的，承诺达标合格证可以不再重复标注。第十五条 开具承诺达标合格证，可以采取信息化、印刷、手工填写等方式。鼓励采用信息化方式开具承诺达标合格证。采用二维码标识的，应当在二维码周边或者中间显著位置标明“承诺达标合格证”字样，并可以与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标签、农产品质量标志等标识整合。第十六条 包装销售的农产品，应当以销售包装为单位附具承诺达标合格证，承诺达标合格证应当以适当方式固定在包装表面或者放置在包装内。无包装销售的农产品，应当以生产批次为单位附具承诺达标合格证。第十七条 从事农产品收购的单位或者个人发现收取的承诺达标合格证内容不全、与实际不符或者严重不规范的，应当及时向农产品产地县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报告。第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按照职责给予批评教育，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一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一）农产品生产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从事农产品收购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开具而没有开具承诺达标合格证的；（二）农产品生产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从事农产品收购的单位或者个人未根据质量安全控制、检测结果开具承诺达标合格证的；（三）农产品生产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从事农产品收购的单位或者个人开具的承诺达标合格证内容不全、与实际不符或者严重不规范的；（四）从事农产品收购的单位或者个人、畜禽屠宰经营者未按照规定收取、保存承诺达标合格证或者其他质量安全合格证明的；（五）其他未按照规定开具、收取、保存承诺达标合格证的。第十九条 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发现附具承诺达标合格证农产品不合格上市的，应当及时将掌握的信息通报同级市场监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向农业农村主管部门通报的承诺达标合格证相关违法违规问题，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及时查处或者移交有管辖权的机关查处。第二十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八条规定给予行政处罚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按照规定将违法违规行为记入信用记录，依法采取守信激励、失信惩戒措施。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所称收购，是指直接向农产品生产者收购农产品的行为。本办法所称同一批次农产品，是指采取同一质量安全控制措施并在同一时间收获的同一品种农产品。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2026年2月1日起施行。

（原标题：迪庆香格里拉机场货邮吞吐量突破1600吨）经济观察网据云南日报，2025年，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机场致力于寻求突破高原货源短缺瓶颈，截至12月16日，机场货邮吞吐量一举突破1600吨，完成年度任务目标的119.4%，再度刷新机场通航以来的历史纪录。近年来，机场以集团航空货运模式创新改革为指引，紧扣“客运航班腹舱载运能力提升”与“香格里拉松茸全货机稳定运营”两大核心抓手，全方位推进航空物流服务提质升级。在松茸全货机货运改革成功落地的基础上，机场持续深挖市场潜力，构建多方联动的创新合作模式，实现物流资源高效整合。同时，将成熟运作模式延伸应用于高原蓝莓、牦牛肉、莴笋等特色农产品运输领域，打通了“迪品出州、云品出滇”的空中通道。

（原标题：子公司接连上市、增资，长安汽车在下怎样的一盘大旗？）长安汽车近期密集的资本动作，在2025年岁末掀起波澜。继11月底，阿维塔科技（重庆）股份有限公司（下称“阿维塔科技”）在港交所提交上市申请后，12月12日，长安汽车又宣布，控股子公司深蓝汽车科技有限公司（下称“深蓝汽车”）拟通过公开挂牌和非公开协议方式进行增资扩股，募资规模约61.22亿元。另外，为推动智能化战略落地，其全资子公司重庆长安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下称“长安科技”）拟开展增资扩股，增资总额30亿元。在外界看来，长安汽车此举非简单的融资补血，而是一家大型国有汽车集团，在产业百年变局的关键隘口，为争夺未来主动权而展开的一场系统性、前瞻性的战略重组。对此，长安汽车向经济观察报表示，在“十四五”期间，长安汽车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关于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战略部署，积极创新资本运作模式，以资本为纽带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取得了阶段性成果。长安汽车深刻认识到，当前汽车产业正经历深刻的结构性变革，下半场竞争已经开启。在此背景下，长安汽车将加强力度开展新一轮资本布局，借力资本市场，加速布局核心技术、拓展产业链条、优化资源配置。重构资本版图长安汽车近期的资本布局，由三个层次分明的动作构成，共同拼接出一幅指向明确的战略蓝图。首先是长安汽车旗下高端品牌阿维塔科技的独立上市。11月27日，阿维塔科技正式向香港联合交易所递交上市申请，标志着这个由长安汽车、华为、宁德时代三方联合打造的“CHN”模式结晶，开始寻求资本市场的独立定价。根据阿维塔科技招股书，尽管营收从2022年的2800万元飙升至2024年的151.95亿元，但同期累计亏损已近百亿元;2025年上半年毛利率虽提升至10.1%，但在同行业中并非最佳。赴港上市，为阿维塔科技持续的技术投入和市场扩张打开了关键的融资通道。其次是对核心新能源子公司深蓝汽车的“弹药补充”。在对深蓝汽车的增资计划中，长安汽车自身拟以不超过31.22亿元参与增资，其中包含评估价值10.43亿元的无形资产，以确保增资完成后对深蓝汽车的控股地位不变。深蓝汽车增资的这笔巨额资金将主要用于新汽车研发与智能化、电动化技术创新。公告披露的财务数据显示，深蓝汽车2024年营收达372.25亿元，但净亏损15.72亿元，且截至2025年6月末净资产为负。此次增资，是为深蓝汽车在高强度竞争中备足“粮草”。第三是对集团智能化核心实施主体的“重度押注”。在长安科技将开展的增资扩股行动中，增资方不仅包括长安汽车（出资6亿元），其间接控股股东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控股股东辰致集团也共同参与，分别出资21亿元和3亿元。增资完成后，三方的持股比例分别为75%、22%和3%，长安科技仍为上市公司长安汽车控股子公司。此次增资旨在“集中集团资源加大智能化领域的战略性布局投入”，是长安汽车智能化战略落地的核心举措。这三个动作紧密关联：阿维塔科技赴港“取水”，深蓝汽车对内“蓄能”，长安科技则夯实“基座”。它们分别对应品牌价值独立化、市场业务规模化和核心技术平台化，共同指向一个目标：将长安汽车从一个传统的制造集团，重塑为多个具备独立竞争力和资本价值的事业集群。战略卡位长安汽车为何在这一时间点密集推进一系列动作？市场分析认为，这与中国汽车行业面临残酷市场竞争、有限的政策窗口与长安汽车自身发展节奏关系密切。从行业周期看，新能源汽车市场的竞争已进入“深水区”，从拼增速转向拼耐力、拼体系。价格战常态化导致行业整体利润率承压，“卖一辆亏一辆”并非个例。阿维塔科技与深蓝汽车的财务状况便是缩影。此时进行大规模资本运作，尤其是为深蓝汽车一次性储备超60亿元资金，正是在行业“内卷”进入最残酷阶段前，构筑深厚的资金“安全垫”。国际注册创新管理师、鹿客岛科技创始人兼CEO卢克林指出，此举意在抓住“港股情绪回暖”与“新能源板块超跌”形成的短暂估值窗口期，动作稍慢就可能面临2026年竞争进一步升级、融资环境趋紧的不利局面。从企业自身发展看，2025年是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成立元年，也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长安汽车表示，此时进行资本运作，是基于对未来趋势的清晰研判，标志着公司“正全面备战汽车产业新一轮竞争与发展周期”。这透露出长安汽车将资本运作视为战略转型核心引擎的决心。通过将阿维塔科技、深蓝汽车等资产推向资本市场前台，不仅能减轻母公司的持续投资压力，更能通过资本市场的价值发现与监督功能，倒逼这些业务单元提升运营效率和市场竞争力。更深层的本质，在于重构企业价值模型。传统汽车制造商的估值严重依赖硬件销量和利润。但在智能电动车时代，软件、技术专利和生态服务的价值权重日益提升。卢克林指出，长安系资本按比例共同增资长安科技，锁定控股权，其深远意图是为后续混改“留下期权”。当前理清股权结构，未来在引入电池、芯片、软件等战略投资者时，便可通过增发新股而非出让老股的方式进行，从而在获得高估值的同时，减少对原有股东权益的稀释。这实质上是在为将来将“技术”与“服务”作为核心资产进行资本化运作铺路。此外，阿维塔科技急于上市也有其紧迫性。除了超过百亿的累计亏损亟需外部输血，其资金消耗速度正在加快，2025年上半年现金储备较年初减少超过58亿元。同时，频繁的高层人事变动导致的战略摇摆，已使其错失了关键的两年发展窗口期。上市融资，对于稳定阿维塔科技发展预期和团队信心，已是刻不容缓。从资本运作到生态合作当前的资本布局，仅是长安汽车新一轮资本布局走出的第一步。未来，长安汽车资本棋局还有望沿着资产、负债、股权三条主线，走向更精密的生态化运作。在资产侧，长安汽车或将上演“技术资产化”与“资产证券化”的深度操作。行业砖家预测，长安汽车可能将超级增程、800V高压平台等平台化核心技术专利打包，通过授权方式提供给旗下深蓝汽车、长安启源等品牌使用并收取许可费。此举既能丰富阿维塔科技作为上市公司的技术叙事和利润来源，又能优化深蓝汽车等公司的盈利模型。此外，不排除未来将成熟的电池Pack产线、智能驾驶数据等资产进行进一步证券化运作，盘活存量资产。在负债侧，优化资本结构、在全球范围内获取低成本资金将是重点。例如，刚刚完成增资的长安科技，可能利用绿色项目发行低息债券，在全球利率下行周期中锁定长期便宜资金，为未来的技术“军备竞赛”储备财务韧性。在股权与生态侧，引入多元战略投资者、构建产业联盟将是必然方向。深蓝汽车此轮增资仅释放部分股权，未来可能会进一步拆分出“软件子公司”进行独立融资，吸引头部科技企业或基金入股。对于阿维塔科技，在港股上市后，长安汽车或可通过向中东、欧洲等地的战略伙伴转让部分老股，不仅实现资本回报，更能换取当地市场的产能合作、渠道资源或政策便利，为全球化“出海”战略铺设跳板。中关村物联网产业联盟副秘书长袁帅认为，长安汽车后续势必会加强与科技企业、零部件巨头的深度合作，整合资源，实现优势互补。这意味着，长安汽车的资本故事正从“为造车融资”，演进为“以资本连接技术、以技术定义生态”。长安汽车的“新资本局”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融资，是在中国汽车产业价值衡量标准发生根本性转变的前夜，通过资本设计，抢先完成自我重塑——将估值锚点从周期性的“汽车销售”，逐步转向更具想象空间的“技术授权”与“生态服务”。这盘棋的挑战显而易见：如何让阿维塔科技在巨亏中向资本市场证明其“CHN”模式的独特价值与盈利前景？如何助力深蓝汽车在资不抵债的情况下迅速实现盈亏平衡，并找准差异化定位？又如何确保对长安科技的投入，能转化为不可替代的智能化护城河？这场发生在一家汽车央企身上的深刻变革，不仅关乎长安汽车的自身兴衰，也为整个正处于转型深水区的中国汽车工业，提供了一个观察如何借力资本市场实现系统性跃迁的样本。

（原标题：海南三亚机场2025年旅客吞吐量创通航以来历史新高）经济观察网据央视新闻，记者从三亚凤凰国际机场获悉，2025年12月20日，海南三亚凤凰国际机场（以下简称“三亚机场”）2025年旅客吞吐量突破历史峰值，创通航以来历史新高。截至12月20日，三亚机场2025年全年累计保障运输航班起降133599架次，旅客吞吐量2184.9万人次，货邮吞吐量11.3万吨，较去年同期增长7.0%、5.8%和16.3%。其中，旅客吞吐量创历史最高纪录，国际旅客量达89.5万人次，同比大幅增长46.6%，表现尤为亮眼，充分展现了自贸港的国际化吸引力。目前，三亚机场已累计开通41条境外航线，网络覆盖中亚、东南亚、东北亚及欧洲等32个国际航点，以三亚为支点的“空中丝路”网络持续织密，有效促进了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及地区的互联互通。

（原标题：“小洛熙事件”追问：手术室应该有监控吗）经济观察报记者刘晓诺张英手术室监控成为“宁波小洛熙事件”中网友关注的焦点之一。11月14日，5个月大的“小洛熙”在宁波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院接受心脏手术后，不幸离世。“小洛熙”父亲12月5日在微博上写道：“医院一开始说没有监控，现在说监控没有存储。”在宁波市卫健委12月14日发布的通报中，涉事手术间有两个监控摄像头，一个是广角全景摄像头，用于实时监控，但未配置存储介质，不能回放；另一个用于麻醉车监控，可回放。宁波市卫健委称，上述监控摄像配置符合规定。不过，大量网友表达了质疑。其实，手术室是否应该安装摄像头一直是争议话题：有录像时，患者担心隐私暴露，医生感到被监视；但若不录像，一旦发生医疗纠纷，患者难以举证，院方也难自证。多位受访律师告诉经济观察报，中国法律并未明确规定手术室是否要安装摄像头。山东某县医院院长王铮向经济观察报表示困惑：“我们也很纠结，不知道怎么平衡监控的利弊。”医院管理者、律师等多位受访者希望，能建立国家层面的部门规章或行政法规，明确规范手术室是否应当录像、录像保存期限以及是否可供调取等实际问题。手术室监控普遍但非强制规定李奎是海康威视北方某省的一名销售。他介绍，当地大型医院手术室安装监控是普遍的，“2010年代是监控最火的时代，医院能安的都安完了”。据他介绍，这些监控设备都具有存储功能。摄像头采集到视频信号后，要先接到硬盘等存储介质里，多个存储介质再接到一个存储设备中，再输出到显示屏幕。经济观察报同时咨询了北京、浙江、重庆、江苏等多地医院的医护人员，医护人员均表示医院手术室安装摄像头是普遍现象，录像均可存储，只是存储期限有差异。北京协和医院某外科医生告诉经济观察报，该院几乎每个手术室都有摄像头。北京另一家三甲医院一位外科主任介绍，摄像头主要是为了方便手术部工作人员看各手术间的手术进展、当时的内部环境及人员状态等整体情况。南京某三甲医院一位麻醉医生补充，手术室摄像头还可以帮助医护人员回顾和查找自己在手术过程中是否遗漏了东西，同时也是医院内部管理的一种手段，检查医护人员是否在封闭的手术间有不当行为。该麻醉医生介绍，麻醉设备上也有摄像头，主要是为了监控精麻药品的取用是否合规，此摄像头的存储时间一般至少有3个月。不过，中国法律并未强制规定医院手术室必须安装监控录像。公安部2015年发布的国家标准《医院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要求》（GBT31458-2015）显示，“医院安全技术防范的重点部位”包括手术室和重症监护室等，在出入口应当配置视频监控装置。但并未规定内部是否应当监控。目前与手术室是否应配备监控最相关的国家层面的文件，是国家卫健委的卫生行业标准《手术室医学装备配置标准》，发布于2024年4月。该标准规定，手术间内基础装备包括“手术摄像系统”，但配置要求仅是“选配”，并非强制要求。目前，手术室内是否要装摄像头，都是根据各地自行制定的规范，标准参差不齐。经济观察报未能查阅到宁波的安防规范。浙江省2009年的《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建设技术规范》（DB33/T768.11-2009（2020））显示，手术室和重症监护室并非“应设或宜设视频安防监控系统的区域”。上海2019年发布的《重点单位重要部位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要求》（DB31/T329.11—2019）则明确要求，“手术室、重症监护室、产房等家属等候区域、家属谈话室应当配置彩色摄像机”，除非有特殊规定，视频监控图像保存时间应不少于30天。监控的法律地位不明很多网友认为，手术室安装监控有利于监督医护人员的医疗行为，在发生医患纠纷时，监控录像是有力证据。此前，在网络流传的某民营医院医生在手术室捶打患者头部的影像，被人们视为手术室有必要安装监控的例证。不过，多位医生介绍，手术室的监控对判定医患纠纷的作用有限。前述北京三甲医院外科主任说，当发生医疗纠纷时，一般是查看手术及麻醉记录、病理资料、护理记录等病历资料，手术室录像很难还原手术细节，往往无法判断手术过程是否有疏漏。李奎介绍，早年安装的摄像头分辨率、存储空间整体上低于现在的水平，如果要更新换代，存在很多现实困难。“监控的损耗率很低，手术室是一个净化的空间，环境对感染值要求很高，手术室施工之后再想安装就很麻烦了。可能安个摄像头花几千块钱，装修要大几万元”。而在律师看来，在很多医疗纠纷案件中，监控录像之所以很少成为判断医护过错的证据，背后涉及法律层面与医疗体系的双重复杂性。北京京都（重庆）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医药与大健康法律事业部主任肖先静说，当医患纠纷发生时，医疗机构通常会依据民法典第1225条和《医疗纠纷预防处理条例》制作的病历资料进行说明与应对，这些病历是记录诊疗过程并界定医疗行为是否合规的核心书证。而手术室监控录像并不属于法定的病历资料。因此，很多医院可以不提供医疗录像视频。多位律师提出，监控录像应属于病历资料的一部分。上海通力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卢意光说，手术期间的录像其实符合病历的定义，但没被纳入《病历书写基本规范》的种类中，所以在实践中有很大争议。“一般医疗机构不认为它是病历，病人一般也拿不到。我认为将手术录像纳入病历管理范围会更好”。北京天斗律师事务所律师宋中清代理医疗纠纷案件多年，他认为当发生医疗事故后，患者可以要求第一时间封锁现场，有关部门应及时调取医院监控作为证据。隐私争议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所有患者都赞同医院保存手术室视频。李奎留意到，对医院监控是否侵犯患者隐私的担忧一直存在。多家医院的保卫科时常会找他确认，录像是否确实仅存于本地。部分产妇来医院分娩，担心录下了隐私部位，也有做人工流产的患者担心监控会进行人脸识别。也有医美机构的医生对肖先静说，有些做隆胸手术的顾客对监控很不满，认为录制了其隐私部位，一旦录像保管不当流传出去，会严重侵害其隐私权。就王铮所管理的医生来看，不同人对监控的态度不同。“对于自觉的医生，记录一下也没关系。有时候有纠纷要调查，如果没有监控，医生什么也说不出来，会很委屈。但毕竟安一个监控，医生会感到这是对自己的监视，好像时刻看着你干活没有？下班没有？”一名新生儿科医生经常去手术室，他非常希望手术室内能安装监控，从而佐证医生的操作足够规范，避免纠纷，但又担心因保存不当泄露患者隐私。“有些录像流传出去是很恐怖的。比如人流手术，要用鸭嘴钳打开阴道，用手术器械打开宫口，消毒，刮宫。这种东西怎么能保存？”肖先静也注意到，手术室录像因医患双方的认知不同，可能产生误解，这导致医院态度谨慎。“手术中有些规范性的正常操作，比如涂抹一些部位，患者可能不明白，认为有侮辱性。如果发生医疗纠纷，可能会被断章取义。”肖先静说，医院的态度是复杂的。2025年4月正式实施的《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条例》又给医院管理者带来了新的困惑。王铮所在医院今年关闭了所有院内监控，包括手术室内监控，就是因为医院医务处注意到了上述条例的第八条规定：在安装图像采集设备后能够拍摄、窥视、窃听他人隐私的公共场所区域，禁止安装图像采集设备。“国家都发文了，说是暴露病人隐私的地方，就不提倡再安监控了。但我们也都知道有争议。”王铮问经济观察报记者，“你感觉国家发文的意思是什么？我也不清楚我们医院到底该不该安装摄像头，还是说医院就不适用条例？”肖先静认为，医院的手术室并没有被明确规定是公共场所，该条例对医院手术室没有很好的规范性意义。王铮认为，“如果政策说必须要提供监控视频，那就明确一下必须安装监控，保存多长时间有效，期间需要调用就按要求调用。”（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李奎、王铮为化名）